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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硬核

在这座省会城市里，只有少数名校名师才能获得故事中那样的金钱回报，但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他们，永远是家长追逐的对象。读过他们的故事，你也许会对课外补习班引起的乱象及其内在逻辑，有更多一层思考。

电视剧《小舍得》截图

编者按：

课外补习班被叫停后，我们的同事——一位曾经的学霸——回到家乡，探访了十几位辅导机构的管理者、教师、学生。他看到在补习机构之外，还有一条由多方编织成的纽带，家长试图用巨额金钱换取更高的分数，名师则借此积累了超乎想象的财富。

在这座省会城市里，只有少数名校名师才能获得故事中那样的金钱回报，但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他们，永远是家长追逐的对象。读过他们的故事，你也许会对课外补习班引起的乱象及其内在逻辑，有更多一层思考。

文：贺琦

编辑：杜强

* 她常觉得那些“班补”的老师太嚣张，早晚要遭殃，学校里到处停着奥迪、奔驰、凯迪拉克，甚至还有保时捷卡宴，她胆子最小，开一台迈腾，买它就是因为黑色大众不显眼。

* 在“腾飞教育”补课的高中王老师倾诉：自己完全没有生活，看场电影，一个半小时结束就开始后悔——因为耽误补课、损失了两千多块钱。出去旅游，飞机刚起飞就开始盘算，这几天损失了足足十几万，从此做什么都没心情。他后来辞职，带着补课赚的一千万移民加拿大。

* 李成庆所在的初中是本市的私立名校，曾经有家长停了孩子的课，将班里所有老师每晚依次请到家中补习，每节课1200元，一学期花了四十多万。考上重点高中后，他们又延续了这种“在家开学校”的好传统，家里卖了一栋别墅专门补课。

* 他坚决地拒绝了，说孩子的问题就是补课补的，怎么还不停课呢？行长告诉他，孩子停了课根本不知道每天该怎么学、学什么了。“补课就像兴奋剂，”李成庆告诉我，“吃多了就戒不掉了，停一段时间成绩就会下降得很厉害。”

正文：

金钱

本市一环高架桥的入口附近就是北部的教育中心，这里初中班主任的补课“行情”是一个暑假能补出一台宝马。

沿着高架桥由西向东开，左手边是以本市命名的大学，右手边紧挨着3家排名前五的公立学校，而一站地铁外就是本市最著名的公立高中。在三家学校的夹缝中有一排二层楼高的商户：“X优教育”、“腾飞教育”、“X德教育”、“XX爱上学教育”、“XXX钢琴”、“XX文化用品”……它们上方的巨幅蓝色招牌上写着：“XX儿童英语/亮丽人生的起点！”

“腾飞教育”的招牌虽不起眼，却是这一排培训机构里身份最显赫的，相当一部分本市最著名的教师在这里上课。在“腾飞”最辉煌的2016年，九间教室每间每天上八节课，大教室能坐70人，小教室能坐50人，几乎场场座无虚席。普通班每人每节课收费100元，上课的若是家喻户晓的名师，则能收到150元甚至更多。

暑假过后的发薪日，每名在“腾飞”补课的老师至少能领到五六万元工资，机构的面包车开到门前，现金整麻袋地向下扔，普通教师拿几个，名师抱一捧回家。

陈新密就是真正的名师，她几乎包揽了一线教师所能获得的所有荣誉，她的名字每年都会印在本市媒体出版的练习册上。她快从公立名校退休了，但事业心还是活力焕发。作为“腾飞教育”的摇钱树，她讲一堂免费的宣讲课，50人听能拉到40多名新客。在“腾飞”，她每学期教两个班，合起来整整100人，每周八堂课，每人收费150，她自己要拿100——简单计算就知道，她仅学期中每周的补课收入是4万块。

也正因此，陈新密不屑于和同校的那些老师一起“班补”，不讨家长喜欢，何况她不做班主任，只能拿小头。“班补”是本市教师主要的违规补课方式，也是2020年以前教师主要的收入来源。这班搭配的老师组团给学生补课，周六一整天，一堂课80，任课老师赚800，余下的归班主任。

对于“班补”，陈新密所在的公立名校是自愿参加，边远薄弱的学校里则往往有强制性，名校老师有自信：你出去补有几个比我好呢？要有任课教师是年级主任、备课组长或者中考命题人，就对班上学生更有说服力和号召力。一位老师做了简单计算：若是一个班里五十人来了四十人，每个人都补满七科，再去除些场地费，班主任一周收入便有一万七千元。假期时勤劳的老师可以每天补，爱好休息的每周也能补上三到四天，“一个暑假一台宝马”的传言就是从这里来的。

“班补”往往借家长的名义组织，在家长的空房子里进行，本市租临街店面的大多是正规补习机构。陈新密眼见着本市的房屋中介在2010年后一家家换成补习学校，那些名牌连锁学校又贪吃蛇似地一家家吃掉相邻的店面，变成横宽三间纵高两层的地标——整个二层盖满红色或绿色的巨大招牌，隔两条街也能一眼看见。“腾飞教育”则代表了本市三足鼎立的补课格局中的第三极，各名校对门的斜侧往往藏着这样的掮客机构，注册的营业执照是托管，靠着与名校内老师的关系请他们出来上课，自己负责招生经营、也为这些老师提供保护。

招生是这些掮客机构发展的关键，保护则是它们生存的关键。

“腾飞教育”背靠的是一站地铁外那所本市最著名、也最乐于补课的高中。老师们看重名声，怕出事，于是“腾飞”的校长为他们布置了三道防护网：

第一是它不收一部分人的钱，还主动邀请、自掏腰包为他们的孩子找最好的老师一对一补课，每次受到举报、区里市里下来调查，它往往能提前得到消息；

第二是机构楼外各方向都布置了摄像头，楼内各道门都设有门禁，机构内有专人注意路面情况，看到疑似检查的车辆立刻通报。每班还配有大学生兼职的助教，收到消息后老师马上从后门离开，助教走上讲台，就变成了正规的托管班；

第三是机构排课时会注意，不给老师安排本校的学生，如果排到了，校长会亲自找学生和家长谈话，给他们打折、让他们不要和任何人说起补课的事。而本市大名鼎鼎的老师多在城内各处有“分身”，城西的人说她是城东的王某某李某某，又有谁能验出真假呢？所以只要不补到认识老师本人的学生，补课的消息就永远只是“风传”，是怀疑，没有确凿证据。

陈新密就是看中了“腾飞”的可靠。她是本市一顶一的名师，对她来说学校内的好名声很重要。她常觉得那些“班补”的老师太嚣张，早晚要遭殃，学校里到处停着奥迪、奔驰、凯迪拉克，甚至还有保时捷卡宴，她胆子最小，开一台迈腾，买它就是因为黑色大众不显眼。

但陈新密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在学校赚钱的时日不会太久。今年夏天她迎接新生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涌进脑海：我在外面150一节的课，凭什么他们在教室里免费听？她在“腾飞”的课程之外，把自己教的两个班全数拉出来补课，一周一堂打八折，每人收费120，钱全都归她。没过几周她就开始恐慌：自己怎么比那些“班补”的老师还嚣张？被举报了怎么办？她终于也亲身体会了金钱的魔力。

她曾眼见着本校一位年轻教师勤勤恳恳地带班、抓成绩、搞关系，就为了上初三补课，全年无休，到底得了心脏病住院了；在“腾飞教育”一同补课的高中王老师则向她倾诉自己完全没有生活，每天早上起来，拎着兜子、骑上破自行车去补课，一直到晚上八点或者十点。看场电影，一个半小时结束就开始后悔——因为耽误补课、损失了两千多块钱。出去旅游，飞机刚起飞就开始盘算，这几天损失了足足十几万。从此做什么都没心情，他只能辞职，带着他补课赚的一千万移民加拿大。

陈新密开始担心自己也变成这种人，她得有节制，有点别的爱好，被钱拿住了就糟了。

李成庆就是更谨慎更节制的名师，同样在“腾飞”补课，他只补一对一家教，一节课一个半小时，收费1200元起，“腾飞”每节课抽成100。真正的“名师一对一”在精不在多，这些家庭大多只给孩子每周末补8节，也就是学期中一个月要花掉四万块。李成庆服务的是本市的富裕阶层。

在“腾飞”的校长看来，一对一家教是最好的教师和最好的家长才能接触到的服务，它包括了绝对的安全和完美的信任。校长和几位名校的年级主任是二十余年的旧识，她只为他们的徒弟和朋友联系这项服务，也只介绍通过私人关系找来的家长。但这仍是一项大生意，她某年曾跟李成庆夸口，年内一对一若能赚到一百万，就换一辆最新的奔驰大G。

李成庆补了一对一之后时常觉得自己不完全是个教师了。一对一家教一定要见效，否则家长凭什么付钱？这些家庭的孩子学不好不是知识问题——知识问题出在老师水平上，而这些孩子都出身名校——他们的问题出在学习的习惯、兴趣和态度上，也就是家庭教育上。大多数孩子不愿意和父母交流，反倒更愿意向李成庆倾诉：妈妈逼的太紧了、数学太挫败了、家里出的事让自己心神不宁，诸如此类。李成庆首先要改善他们的家庭环境，要从“专业的角度”为家长剖析他们孩子的问题，其实大多数时候就是劝他们少给孩子点压力，优势学科就别补课了。

但人们总是相信，更多的钱能买来更优质的教育，海量的钱则能创造奇迹。

李成庆所在的初中是本市的私立名校，曾经有家长为了把孩子从年级500来名提升到400名，初三下学期停了孩子的课，将班里所有老师每晚依次请到家中补习，每节课1200元，一学期花了四十多万。学生的班主任劝家长不要浪费钱，但妈妈对班主任讲：自己没文化，孩子的缺点改正不来，而且家里也不差这点钱，不给他花给谁花呢？孩子的爸爸是开运输公司的，告诉班主任：我们家孩子必须要去北京，路已经安排好了，就差高考了。那学生最后考进了四百名，上了重点高中，班主任听说他上高一后又延续了这种“在家开学校”的好传统，家里卖了一栋别墅专门补课。

在更广阔的范围里，教育强市和教育弱市有天壤之别。一名曾在私立名校任教的教师在本省西南沿海的小城开了一家高端补习班，小城中一位家里有工厂的女士闻风赶来做校长，捐出了自己的房子做门市，又找了北京团队做装修，她的积极态度源于表姐孩子的真实经历：那孩子的历史学科成绩一直很差，找了本市的教研员一对一补课也没有效果，后来从一个教育强市请了一位名师，上过四节课就提了30分。她得到了结论：名师是名校的结晶，是宝贵的人才，是钱换不来的。

图/印度电影《起跑线》截图

起源

本市的格局从李成庆家门口的底商招牌上就能看得清楚：X大教育，XX寺墓园，科技美容，名师家教，X大药房，X德教育。体面一些的社区如此，萧条的便少了殡葬服务和美容院，取而代之的是熟食烧烤、修车电焊。医药是为了这一代，教育是为了下一代，教育好了就把他们送到街上满是健身房和房屋中介的城市去。本市已经老了，希望在南方。

李成庆所在的私立名校当年是为了“普及优质教育资源”才成立的，一大目标就是把教育弱市的好学生集中到本市来，让他们有机会考上更好的高中、更好的大学，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教育公平。2013年，李成庆每周末在南部城市做“小升初辅导站”的辅导教师，两年后再全职回到学校时，他感到补课的风气已经发生了变化。

就在我见到李成庆的前一周，他刚给一位女孩做过心理疏导。那是本校初二的孩子，每天早上5点半起，晚上11点半睡，除了起床后跑半个小时步，她“要么在补课班，要么在去下一个补课班的路上”，午饭是妈妈趁她补课的时候点的外卖，去补下一堂课的路上要在车里吃完。班主任给她爸爸打电话要求别再补课了，因为孩子在寝室里整夜整夜地哭。可让李成庆难过的不是她每天学16个小时的习，而是这是她自愿的，她哭也不是因为累，而是困惑。爸妈为她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是考不好呢？这女孩自己是有答案的，她的答案是：“我还不够努力。”这答案使她困惑了，她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怎么努力。她只能恨自己了。

我是在私立名校的校园里见到李成庆的，我们一同在学校里散步。那像是一座大学校园，主楼前有宽阔的广场和喷泉，西侧是黄砖扇面墙的“艺术中心”，东侧是黄面银色平圆顶的“国际交流中心”。李成庆说话像钉钉子，声音不大但不容反驳。我们停下来，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他迟疑了一下告诉我，昨天他从前的家长，某银行行长又来找他，托他帮朋友的孩子补课，他问了孩子的名字，正是一周前他做心理疏导的女孩。他坚决地拒绝了，说那孩子的问题就是补课补的，怎么还不停课呢？行长告诉他，孩子停了课根本不知道每天该怎么学、学什么了，她爸爸好好想过，认为想给孩子减负，只能提高效率，补更好的，才托我找到你。

“补课就像兴奋剂，”李成庆说，“吃多了就戒不掉了，停一段时间成绩就会下降得很厉害。”本校家长的补课信念就和他曾经任教的“小升初辅导站”脱不开干系。

图/电视剧《小欢喜》截图

到2019年禁止小升初择校的政策出台前，私立名校一直依靠选拔考试招生，李成庆是多年命题人。选拔考试的目标是选出最好的、淘汰较差的，再赚一笔补习费，填补建校贷款。于是学校派本校教师外出“驻站”，和补习学校私下达成合作，在线下隐秘地进行招生宣传。

李成庆再回到学校的时候，发现新一届学生大多是通过“辅导站”考进来的，他们小学的最后几个月在那里吃住，花了十几万。补课让这些孩子从小学同学中脱颖而出，也塑造了他们和家长的信念：补好的就能提高成绩。

“班补”则更复杂一点，不光是为了赚钱，还为了老师的脸面。每月统考后，本市会排出所有班级的大榜，榜上列老师的名字、平均分、优秀率、及格率，以及这些项目在全市的排名，成绩上升了点名表扬，下降了点名批评。老师们在校长面前，和学生们在老师面前是一样的。

统考后，各学校会打印市大榜，放在老师的桌子上。陈新密从来不看，当着年级主任的面直接揉成一团塞进垃圾桶。她是名师，五十多岁，很多次把年级倒数第一的班级一年里带到年级第一，别人可没有这种胆量。

成绩是判定学校好坏最重要的指标，成绩差了学区房就便宜，没有能力辅导孩子的家庭就越来越多；成绩差了还说明教学质量差，老师出去补课招不到学生，名师也会迅速流失；一所学校成绩一旦开始变差，滑坡的速度就只能越来越快，生源差纪律也差、项项评比落后，管理不佳，校长们就没有评优和晋升的空间，那就全完蛋了。所以陈新密所在的学校不反对学生补课，甚至也不太反对老师班补。老师们被教育局的人堵进了补习班厕所就向领导求助，短则十几分钟，长则六七个小时，校长们总是能解决问题。

一个周日，我在某连锁补习学校的线下培优机构里见到了一位公立名校的高一学生。培优机构在本市一处高档商场里，门面像是家医院，门口几排不锈钢长椅。本市的公立高中每周上六天学，这位学生余下的周日在培优机构里自习半天，再补半天课。我见到的这位学生，初中就读于本市成绩最好的学校之一，所在的班级也是成绩最好的班，学校规定八点半晚自习结束，她们班要学到九点半或者十点钟。白天实在是太困了，家长们自发组织起来，为班级捐赠功能饮料和咖啡，按箱摞成一面墙，摆在教室的后方。她说自己高中的时间安排和初中差不多，本来周六是班补，现在换成了学校统一上课，但她还是挺怀念“班补”的。

为什么？我问她。她说初中班主任很负责任，学校有什么通知都会每天督促、尽力帮助，即使半夜给老师打电话也会耐心回答，到了高中，放学后家长再给班主任发消息她都像没看到一样。

这两年间，“班补”已经受到了政策的致命打击，名师尚可以拉班出去补课，新晋教师，以及近年本市兴起的“区聘”教师都不敢赚这笔钱。这位学生初中所在的名校如今每周六会组织老师集体学习，不定时地开会，不讲什么内容，也不发加班费，只要求到场，以抑制“班补”的风气。

本市补课“三足鼎立”的格局中一边被削弱了，另两边便更发达起来。名师名班的传说渐渐变得真假难辨，陈新密认识一位姓杨的补习学校教师，没有任何教职，自称某名校“李老师”，从十元一节补课上起，靠着聪明以及和家长搞好关系的能力，补到了800元一节课；李成庆同事班里的学生则遇到过诈骗，她本是年级前十，花了几万块补了一个“冲刺班”，教师号称是某教育连锁机构请到的北京专家，开场却开始骂，说私立名校的学生上了高中都是垃圾，是最末等的，给学生做了一次“能力测试”，以证明她学习能力很差。学生回到学校就陷入焦虑，成绩不断下滑，班主任花了两周时间，和她谈完谈家长，才让她们明白：不是她能力差，是有人想骗她钱。

本市的教育减负工作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中考题出得越来越简单，但越简单的考试题越能靠重复训练拿分，补课和晚上不放学就越来越有用；越简单的考试题也越容易在答题技巧和话术上拿分，这样有名师压阵的重点校比起薄弱校的优势就逐年增大。但更简单的考试题不会让竞争趋于平缓，本市中考七科加体育满分760分，最好的几所高中录取分数线已经在735分上下，想上这些高中平均每科只能扣三分，对于很多学科这只是一道选择题的分值。

困境

刘娟是本市公立名校的“区聘教师”，也就是没有编制的合同工。陈新密的学校在城北，刘娟的学校在城南，城南是本市新富的聚居区，新的市政府大楼就在这附近。刘娟最近在备孕，她因物色幼儿园而发愁，她工作的学校对面有家“X师大幼儿园”，每月收费5000，她住的地方附近有家普通公立幼儿园，每月收费2500，而她每个月到手工资是2420元。

在本校尚未严打“班补”的时候，刘娟的收入三分之一来自工资，三分之一来自每周一次的“班补”，还有三分之一需要她自己找补习学校去上课。普遍的补课让家长不再信任老师了，本校每到初三，每个班都会有一两个后进生停了学校的部分课程，到校外去上80元一节的一对一补习。刘娟班上曾有学生中午离校一直补到凌晨，每天上午的课从头睡到尾，刘娟找家长谈，这样孩子在学校跟不上、天天睡觉，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家长恨恨地看了她一眼：“老师怎么着？”两指一捏，“差事吗？”

刘娟的表姐有天突然问她：“我们家孩子总被老师批评，是不是没给送钱？”刘娟听她讲了孩子做的事情，觉得老师批评孩子是有道理的，就建议她要好好调整孩子身上的小毛病。但表姐到底还是不信，给老师送了钱和昂贵的水果，关照老师要爱护她家孩子，老师竟然真的把批评的话都换成了表扬。刘娟不明白这钱花得意义何在，不想解决问题，又不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开始“解决人对问题的提出”。

图/电视剧《小欢喜》截图

就连陈新密这样的名师也开始碰上怪事。中考前一个月，她的班上还是有几个学生上课永远在睡觉，从来不拿课本，她那天有点生气了，一节课点了那个男生五次，到第五次的时候他终于抬头了，骂了一句“傻*。”

陈新密惊住了，那个学生又趴回去用审视的眼神看着她，她却不敢发作，暗自觉得那学生是准备等个机会找她麻烦。陈新密在外面补着两个班的课，要被举报抓住了可就麻烦了。当时全班都听得清清楚楚，有人马上开始起哄：“老师他骂你！”她也只能回答：“当时我可能在说话，没听见。”

私立名校的一位物理老师向我怀念起了他12年前做实习生的时光，那时候本校的学生很少补课，任课教师初三时会让他们上台讲题，最优秀的学生讲题用的是老师的思路、老师的方法，甚至会不自觉地模仿老师的语气。这就是教书育人的感觉，传授知识、方法乃至品格，看到学生身上逐渐有自己的影子。现在的学生身上没有这种特质了，最优秀的学生甚至做每一道题用的方法都不同，谁知道他们补了多少不同的班？有在外面补课的物理老师抱怨：现在的家长都说在我这是第一次补，可基本概念还没教呢孩子都会抢答了，这都补了几遍了？谁来教都是零零碎碎的。

如今在私立名校任教的小慧曾经是XX方的主讲教师，拿过季度销量冠军，她告诉我，补习学校的秘诀就是服务家长。毕竟家长大多不懂教育，补习学校能带给他们受到特别重视、收获特别具体的感觉。小慧会在每节课后给学生发一份详细的说明：这节课讲了什么知识点、学生掌握情况如何、课后应该如何练习，还会根据学习情况赠送一些小礼物。她的一对一补习价格从120元逐渐涨到了380元，跟她学一对一的学生又转化成了她的大班客源。小慧几乎不在续课期给家长打电话，提到钱家长们总会变得警惕，营销的功夫、服务的功夫都得下在平时。

在补习的盘算中，家长们也难免攀比挤兑。我见到了私立名校里一位来自本省西南沿海小城的家长母亲，她儿子平时成绩在年级30名上下，按照这所学校的水平应该能稳稳考上最好的高中。家里不富裕，母亲过来陪读，开了一家小托管班，兼做社区团购，还成为了班级“家委会”的成员。

“腾飞教育”的营销人员曾经找到这位母亲，准确地说出了她儿子的班级、名次，甚至小学以来得过的所有奖项，他们邀请孩子免费来腾飞上课，条件就是母亲在“家委会”做些宣传，她拒绝了。她开托管班时，客厅兼做补课教室，有教师邀请她开班招人，她也拒绝了。在同一个园区内，同一个市过来陪读的另一个妈妈心思则活络很多，靠着“家委会”给其他家的孩子拉班补课赚了几十万，彻底辞掉了在小城的工作，还经常批评这母亲：“你家孩子底子那么好，你怎么一点也不上心！”两人后来交恶，因为这母亲去年终于“开窍了”，想给孩子补点课，就拉了个大班，跟老师努力讲价，希望能给大家点实惠，结果老师骂她：“补课便宜了有谁开心呢？”心思活络的妈妈听说这事立马把老师请去原价补了一对三。

这位母亲的儿子聪明，无论多难的数理题总能接近满分，但因为练习太少，总容易在简单题上错那么一两道。在临考前，母亲找到了私立名校里一位教语文的年级主任给男孩补课，年级主任看他聪明，补了四节作文，没有收钱。男孩中考时的语文成绩比平时提高了十分。但同时，他科科答不满，因为化学上失误又多丢了7分，最终还是差一点没能考上最好的三所高中。

那位曾在私立名校任教，又到本省西南沿海小城开补习班的陈校长对于国家整顿补习学校有自己的看法，他预测政策不会下达得那么急促：“怎么能让人健康地戒烟呢？要先禁糖，然后炒瓜子。你要是直接把烟戒了他难受啊，他就会去变本加厉地吃糖，那也不健康，要让戒烟的人都去嗑瓜子。在校教师补课就是烟，不合规的小补习班就是糖，我们这样正规的补习班就是瓜子。”

如今看来他实在是过于乐观了，不过情况对于陈校长来说并没有那么紧急，他教的是糅合了历史常识、文言素养和国学经典的“大语文”，进可以补学科知识，退可以做素质教育，究竟要怎么变化，还得看政策的变动。

另一位80年代末在厂矿学校任教，之后辗转了三家本市顶尖私立中学的英语老师得出的结论则是：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要看到大的趋势，要多想办法。本市九十年代为了普及优质教育资源提出过“民办公助”，就是生意人出钱，公立校出经验，合作办学。结果本市最有名的几所公立初中纷纷成立了“校中校”，在公立学校内部集中最好的师资和管理另立学校，上这样的学校要交九千块（90年代）；2000年代本市鼓励小升初择校，给好学苗因材施教，直到本市扬起了补课大潮；到了2010年代，本市鼓励“集团办学”，让名校在本市各处边远薄弱地区挂牌，却推升了各处学区房的房价。唯一不变的是本市的家长永远想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她读的是天大，一直读到博士，”这位英语老师跟我说起他自己的女儿，“毕业后去了北京，拿了户口，一个月赚五万。我觉得我这辈子算是圆满了。她当年考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往南走，去哪都行，别回来，回来打断你的腿。”

剧场之外

陈新密一生中有很多机会向上爬，当年她在政协，开会前要摆牌子、倒水，时间久了，她明白了自己到底是缺乏领导才能。

她正好1990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只能说是生不逢时，一整届人都被分配到了中远郊，城市里一个没有。她去了村里一所中学，破楼、土路、漫长的公交，学校建在以前的坟场上，孩子们茬起架来每人抄个板凳条翻窗就出去。陈新密觉得不行，自己不能在这耗一辈子，她跑去找乡里的书记，书记跟她说：“你好好干，如果你能拿一个市一级的荣誉，我就把你放走。”她又确认了一遍，书记说：“这话肯定算数。”

20岁的陈新密在村里住下了，教初二，每天上班先拉开抽屉，蹦出来几只老鼠几条蛇，下班的时候老师们骑着自行车拉一横排，校门口爬着一排蛇，她们屏住一口气轧过去。都是学生干的，陈新密也抄起了板凳条，你们不是爱打架吗？老师陪你们打。她把几个最浑的先削服了，不管怎么着，上课的时候得在教室里瞪着眼睛好好坐着。

半年过去，陈新密发现教室里人越来越少了，怎么也得把初中念完吧，她骑着自行车30多里地一家一家跑，找孩子们的爸爸：“你家孩子必须得念书。”一个爸爸说他把孩子派到市场卖馒头了，陈新密骑车到市场提着那筐馒头对孩子说：“馒头我买了，你跟我回去上课。” 陈新密一个月工资80，那筐馒头10块钱，她提回去给体育组老师分了。

图/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截图

孩子们简直是爱戴陈新密了。她虎气，又护犊子，周边学校互换监考，别的学校来的体育老师喝多了把她们班孩子给打了，她带着全班学生到对方学校去讨说法，那体育老师必须处分，不处分她们就不走。

陈新密打心眼里不觉得孩子非得念多少书，跑得快的就跑，爱唱歌就唱，喜欢做生意就去做，但得上学，出落得正道点。她带着他们去后山抓松鼠、挖野菜，她的班里出了几个乡一级的运动员，在县里的运动会上拿了第一名，成绩也是全县最好的。初三的寒假过后，陈新密拿了个市优秀班级，书记说话算数，她办了手续进城，要自己找个新学校。

但陈新密来到公立名校的第一天就觉得不舒服。孩子们进校门要站一排，沿着地上的白线走直角，一个挨一个板正地进楼。这哪是学校呢？这不是监狱吗？

老师们她也看不惯，不少同事在课堂上声嘶力竭地讲50分钟，下课也不下，孩子还是不听，陈新密实在是瞧不上这样的。“他是条驴你喂他胡萝卜他吃了，你以为他是知道有营养，他是条鱼你还喂他胡萝卜他不吃，你说他不懂事？他就是爱吃不爱吃嘛。”

于是陈新密从不让她的女儿做作业——她聪明，做那些干嘛？陈新密每周把她接回家一天，别在那受罪了，她俩去看看树，看看蚂蚁要去哪，他们什么时候回家。但陈新密有她自己的问题，暴力已经刻在她的骨子里了，假期看到女儿八点起床就要痛骂一顿。懒死了。不叠被也要胖揍一顿。太邋遢了。骂过了，打过了，陈新密自己就后悔，觉得自己是个城乡结合部的“流氓”。

陈新密的女儿高考考了660多分，她对陈新密说：“我想去北京林业大学。”陈新密不同意，浪费了50多分呢，大多数好学校不是随她挑？女儿对她说：“但我就喜欢这个，我自己考了这么多分，想干什么我还不能自己决定了吗？”

这一句话就把陈新密说动了。她当了一辈子老师，补了半辈子课，图什么呢？她总是觉得拘束，觉得痛苦，陷入在无目的的奋斗里。

“那你觉得喜欢就去做吧。”陈新密对她女儿说。

（完）

【为保护信源，人物与机构名称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